程正渝

1

1967年下半年武斗之風在新疆蔓延，邊陲小縣W也風雨飄搖：10月份以來深夜常有手榴彈、地雷的爆炸聲；大街上常有武斗馬隊馳騁；一些機關單位門口或筑起碉堡，或有持長矛大刀的武斗隊員站崗……

恰恰在這時，“三促”（1）在W縣大街小巷殺氣騰騰地貼出“打倒彭X！打倒周XX!打倒程XX!”的巨幅標語來，想找個挑起武斗的導火索。——我程某人只是縣拖拉機站的一名技術員，竟然叨陪末座獲此殊榮！“三新”（2）的頭頭們開會商議，要我們三人盡快離開W縣，看“三促”還能找什么借口。于是，我在1967年11月下旬搭便車逃離W縣來到烏市，暫住母校新疆八一農學院避難。

1967年12月6日，W縣“三促”一伙暴徒公然手持步槍、手榴彈對“三新”群眾進行血腥屠殺，制造了打死十多個人、打傷幾百個人的震驚全疆的慘案（3）。

W縣受迫害的群眾陸陸續續逃到烏市來。有的職工在新大暫住；縣拖拉機站的十多名職工因為我的校友身份安排在八農（4）暫住；W縣的幾十名社員大多由“新農總”安排在南門人民劇場一帶暫住。

那時南門是烏市兩派的分界線：其南是“三新”的地盤，民眾稱作“解放區”，其中“新大”（新疆大學）更是“三新”的主要據點；其北則是“三促” 的地盤，但所有的大學、中學都是紅二司的據點。

南門廣場是傳單交換處，其北邊建筑物的墻是張貼大字報的場所；其東的人民劇場是“三新”的據點，跟它隔街相望的是“三促” 的據點銀行大樓，門口構筑了防御工事，樓頂高懸著高音喇叭；而南門廣場西南角大樓上則高懸著紅二司的高音喇叭，它們日夜不歇地高聲發表各自的觀點……

“新農總”把人民劇場周邊的一些平房（“三促”的群眾都搬走了）交給逃亡來烏市的W縣的社員居住，把人民劇場交給他們守衛，劇場的大門、后樓和地下室的鑰匙都交給了他們。

從W縣逃出來的“三新”分部的頭頭們在南門人民劇場的地下室召開會議，我也去參加了。“新工總”分部的劉憲榮和“新農總”分部的黃開煥向大家匯報：他們收集整理了《W縣“12.6”慘案的真相》并印成了傳單、寫成了大字報、畫成連環畫張貼在南門廣場；還在烏魯木齊團結劇場向“三新”戰友們作了《W縣“12.6”慘案》的報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他們還組團到新疆軍區文革接待站作了上訪；也多次到7335（空九軍）軍部上訪，接待人作了詳細的記錄，還表示將盡快向中央匯報和請示。……

我在這次會議上認識了黃開煥，他是一位雙目炯炯有神、說話帶湖南腔的年輕人。——他當時是W縣“新農總”分部的文攻負責人之一，《W縣“12.6”慘案的真相》就是他執筆的

1968年1月下旬的一天，我來到南門人民劇場，開煥在地下室寫大字報，他放下筆對我說，程技術員，你好多天沒過來了，出事了！前些天，有人在碾子溝汽車站遇到“三促”干將張金虎從W縣來準備回老家。“三新”戰友老于幾個知道后派人把他引誘到南門附近，抓到這地下室來，七手八腳把他吊起來，恐嚇他，叫他供出“12.6”慘案的內幕。誰知這張金虎并不以為然，還像平常那樣油嘴滑舌，信口開河，一會兒說“12.6”那天張三的老婆被人強奸了，一會兒又說李四的老婆也被輪奸了，——總之一句話：“三新”跑出來的人，家都被抄了，女人也都保不住了！老于怒不可遏，揮棍就打，不料這張金虎越挨打越罵得高聲，老于一失手打在了張金虎的頭上，竟把張金虎打得昏死過去了，還是在“新農總”的幫助下，才把張金虎送到醫院。——開煥說，那天他帶妻子到醫院做妊娠檢查，不在這里。

開煥還說，現在“新農總”也有困難，只能供應我們包谷面和洋芋了。原來住在南門周邊的一些戰友到山西巷食品公司大樓去守樓了，有吃的，有住處，專門對付二醫院“三促”據點的。“紅二司”總部委員、衛校學生、十八歲的姑娘侯艷榮就是在山西巷街上被“三促”在二醫院的據點里的冷槍打死的，曾引起轟動。……

1968年2月下旬，我到南門沒見到開煥，聽說“新農總”供應更少了，一些戰友們各奔東西了。新疆兩大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在北京西苑旅社談判進行大聯合和成立革委會的事宜，談了幾個月毫無進展。以后我也因母校要搞大聯合、“造反食堂”停辦而離開了烏市，后來又因錢盡糧絕蒙冤入獄。

2

1969年2月初，我進看守所已經半年多了。這天牢門咣當一響，一位雙目炯炯有神、中等個兒的瘦削青年被關了進來，他就是開煥。

開煥一進號子就微笑著跟號子里的人一一握手打招呼，當我從暗中角落走到小窗下的亮光中跟他握手時，他得知我就是縣拖拉機站的程技術員時，竟跌坐在床沿，雙手拍著鋪板失聲大哭起來！——可見我當時那副蓬頭垢面、胡子拉碴、浮腫蒼白、衣衫襤褸的犯人模樣，跟在社會上的形象落差太大，已經使得過去相識、又才從社會進到監獄的人感到驚恐了！

我雖然詫異，卻很感動。

我們所在的號子，是一間約有20多平米大號子，有兩排約30厘米高的木板通鋪床，中間是一個走道，安放著一只可以燒柴禾的長方形的鐵皮火爐。東面墻的高處是一扇小玻璃窗戶，外面有鐵欄桿。房子中間的頂篷上有一只燈泡，但經常不亮。進門的墻角有一只尿罐。號子里常關著八九個人，多時關到二十多人。

我們坐在床沿悄悄交談。我問開煥，1968年2月我去烏市南門人民劇場怎么沒見到他？他說，那時因為妻子臨近產期，而沒參加集體活動；不久妻子生了兒子，自己只得照顧妻兒了。我問道：你兒子出生那時，新農總只能供應一些玉米面和洋芋，你又別無經濟來源，是怎樣度過難關的？開煥笑而不答。我繼續追問：我們拿工資領糧票的，斷了工資斷了糧票，僅靠群眾組織的伙食接濟，幾個月下來，已是囊中羞澀寸步難行了！你們社員逃亡在外就更困難了，你是用什么辦法維持生活的呢？開煥依然呵呵呵地笑道：我不給你講。我只給你舉兩個例子：春天來了，烏魯木齊郊區農民犁洋芋地，我提只麻袋，在地里撿上半袋洋芋，背到街上一賣，不就有錢了嗎？或者搭火車去吐魯番買韭菜只要四分錢一公斤，到烏市就賣四角錢一公斤……呵呵呵，別的我就不說了！

開煥接著問我是怎樣被抓進來的，我說一言難盡，像我這樣出身不好的臭老九，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倒是他們怎么把你也抓進來了？他說，前年我們逃到烏市以后，家就被抄了，我的幾本日記被他們扣了下來。去年六月全疆搞大聯合，我們就回來了。可是他們不追究“12.6”慘案的兇手（5），卻不停地找慘案受害者的麻煩，這次就是因為日記問題抓我來審查的。開煥又說，他從小就喜歡文學，雖然中專讀的是銀行學校，可是他一直堅持讀文學書籍和記日記。

我感嘆道，我雖然學的是農機專業，也喜歡文學，也寫了幾本日記。文革初期，也查抄了我的日記。——我們真是同病相憐呵！

關了兩個多月，開煥總算被叫到辦公室提訊。提訊回來，開煥對我說：“今天D隊長提訊了我，他是一個年輕氣盛的軍人，他說我的日記問題很嚴重……”

接著，開煥就趴在床前寫交待，一下子就寫了十多張！

開煥把寫好的交待材料遞給我，說：“我還沒寫完，你看寫的怎么樣，幫我修改修改。”

我拿過來仔細一看，他竟然稱自己在伊犁水定寫的那些日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出我的意料，問他，你為什么說這些日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呢？他說，文化大革命以來批斗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時不都是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嗎？挨批斗的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也都得自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才算態度端正，才能過關呵！

我誠懇地對他說：那是在社會上，——可以；可是你這樣寫在這里不行。現在公檢法軍管了，提訊你就是審判你，可以給你定罪，可以給你判刑。不要以為給自己扣上大帽子就是態度端正，而在這里恰恰就是“供認不諱”，正好自己給自己定罪。去年年底這里宣判了一批犯人：M公社的小張前年在北山挖貝母誤入蘇聯邊境，被蘇聯邊防軍抓獲后遣返回來。提訊時，D隊長說偷越國境就是叛國，小張沒文化竟不以為然，結果以叛國罪判刑20年；另一個盲流盜竊慣犯在百貨門市部行竊未遂，他說是初次作案今后改正，結果教育釋放了。這個慣犯還宣揚說“坦白從寬，把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

我接著啟發他：你在日記里無非是寫了你在伊犁南臺子煤礦工作時職工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多么差；水定盲流村的種種現象多么不正常等等。——你不過如實作了記錄，即使那些現象背離黨的政策、背離社會主義道路，責任并不在你。你何不把這些怪現狀都推到“走資派”的身上，正是他們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造成的？我在1963年左右聽傳達報告時，記得當時毛主席針對新疆水定縣有一位書記在街上擺攤子賣東西這件事，批評說，新疆水定是最后一條資本主義道路。——正好可以聯系起來。

他恍然大悟地說：正是這樣啊！

開煥按照我的提示，重新寫了十幾張紙交給了隊長。暫且不表。

3

那時候逃蘇事件層出不窮，東突分裂活動也很猖獗，再加上清隊運動，看守所里各色人等都被關了進來。

在看守所里，每人每天早飯一碗玉米糊糊，晚飯一個玉米窩頭和一碗飄有一點油花的菜湯。——每人每天糧食不得超過四百多克，成天饑腸轆轆。比饑餓更難熬的是：稀里糊涂進了看守所往往幾個月無人過問；即使提訊了又往往日復一日沒有下文。看守所有三道鐵門，只要被抓了進來，關上一年半載是常有的事。

然而，在看守所里同號們也有自娛自樂的時光。

常常一到晚上，逃蘇犯蒙古青年木孔把木柴塞進長形鐵皮爐里點著后，便高聲說：“盧醫生，唱歌吧！”

在墻角睡的盧醫生站起來，清了清嗓子，就用四川腔唱起來：

我家在江南

門前的小河繞著村莊

在那繁花綠葉的城池

我懂得怎樣笑怎樣歌唱

啊——江南…

爐火在漆黑的號子里閃爍，大家不約而同地跟著吟唱，那樣認真，那樣投入。

盧醫生穿著一件黑條絨棉襖，略有些禿頂，1954年在重慶醫專畢業后，分配到四川的一個偏遠縣城當醫生。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在“反右”期間又出了一次小醫療事故，單位上要給他戴“右派”帽子，就跑到新疆來了。十多年來他在邊境山區給牧民看病，受到牧民的歡迎。文革以來逃蘇事件層出不窮，他作為一名漢族盲流醫生竟然在邊境山區牧業隊非法行醫，被關進來半年多了。他在上醫專時是歌詠隊隊員，——怪不得歌唱得好。

盧醫生接著唱下去，黃開煥也坐在一旁跟著吟唱：

啊，江南

春二三月 鶯飛草長

牧女的春戀在草原蕩漾

啊，江南

仲夏的微風吹醒了大草原

殷紅的漁火燭照江灘

啊，江南

秋水呀共長天一色

曉風殘月輕拂著楊柳岸

啊，江南

陣陣的西風帶來鵝毛雪

冬日的晚上圍爐敘談

…………

別離時我們都還青春年少

再見時又將是何等模樣

開煥對我說，這首《江南之戀》歌詞寫得好，曲調也優美。盧醫生還常唱《好久沒到這方來》、《冰山上的來客》的插曲等，開煥也說不錯。

在看守所里打架吵架的事也時有發生。一天，我正在角落里聽幾個少數民族同號說東突的一名聯絡員來W縣被抓進來了……忽聽得號子里大聲吵鬧起來，只見黃開煥站在床當中，甩掉了外衣，脫掉了上衣，光著膀子，側身對著老鄭，大聲說：“……你想打架嗎？大家都不要拉，打死也別拉！誰怕誰！”黃開煥的臉顯得瘦削，但身上的肌肉卻很發達。老鄭在遠處側著頭朝黃開煥看了看，終于沒有敢出手，這大出眾人所料，因為平日老鄭總是先下手為強的。

老鄭，某農場的農工，四川人，24歲。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瘦削精干，沉默寡言，。因為說了江青就是當年上海二流演員藍蘋被抓，已關了半年還沒提訊。在號子里他經常打架：打過一位山東籍的原志愿軍戰士，打過一位身強力壯的蒙古小伙，打過一位曾得過全國摔跤獎牌的牛高馬大的哈薩克漢子等——幾乎都是老鄭率先出手，打得對手嘴鼻流血為止。

因此，黃開煥被大家刮目相看。

1969年7月的一天下午放風，我們走到院子，只見一個皮膚黝黑、虎背熊腰的漢子，臉上身上傷痕累累、光著膀子站在院子里的兩塊石頭上，被曬得滿頭大汗。仔細一看，原來是老于。回到號子，開煥悄聲對我說，去年一月在“新農總”的幫助下，戰友們把張金虎送到醫院搶救了幾天還是死了，老于也逃回老家了。……

我們很快就得知，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展以來，查的很緊，老于還是被從老家抓回來了。老于關在了3號號子，打算動員同號子的人想法越獄，被同號告發了，今天被軍警拉到院子里毒打了一頓之后，被罰站在烈日下狠曬了一天。

沒過多久的一個傍晚，開煥被D隊長叫了出去，很長時間才回來。回到號子，開煥對著我的耳朵悄悄地說，通過這次D隊長的談話，我感覺到我快出去了！

過了一會兒，黃開煥又悄悄對我說，D隊長這次提訊，態度跟前次不同。D隊長問我：看了你寫的交待材料，你既然發現水定那些違背黨的政策的做法，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現象，你應當怎么辦呢？我答，我的覺悟不高，不知道該怎么辦。D隊長說，應該像蒯大富那樣，直接向黨中央反映！

1969年7月底，黃開煥果然被“教育釋放”了。

4

進了看守所，關了一段時間，新來的同號都會不約而同地跟談得來的同號悄悄地講述自己經歷、自己的家史。口口相傳，于是，在看守所就如同讀《天方夜譚》一樣，總有聽不完的故事：

開煥也斷斷續續講述了他的經歷：

1939年我出生于湖南永興縣。1959年我畢業于合肥銀行學校，參加工作每月工資只有29元。又恰逢三年困難時期，家鄉饑荒嚴重，我憤然離家出走當了盲流。

我先到青海，再到新疆石河子兵團某造紙廠找到一份工作，不久又被下放到農場了，于是，我盲流到了伊犁。在伊犁，我先在南臺子煤礦挖煤，后到海西挖貝母，還在水定掏過老鼠洞……

1961年冬天，我在南臺子煤礦，下巷挖煤掙錢。每個星期一，大家從井口下巷，掄著十字鎬拼命地挖煤。到了吃飯的時候，從井口吊下飯來，吃完飯繼續挖，挖累了就休息，該睡覺就睡覺，總之，吃、喝、拉、撒、尿、睡全在巷下，星期六下午才從井口出巷。

不時還有事故發生。

同在巷下挖煤的還有許多維族老鄉，跟我們不同的是，他們一邊挖煤還一邊唱歌！周末出巷后就跑到住在煤窯附近的女人那里去，把六天下巷掙的辛苦錢，除去喝酒的錢之外，通通給了那些女人們！星期一到了，又照樣從井口下到巷里挖煤，一邊挖一邊唱……

我認為那是世界上最悲慘的工作！

后來，因為我有文化，當上了司磅員，才從巷下上來……

1962年5月，我離開了南臺子煤礦，跟著一伙盲流朋友到白楊溝挖貝母。每天可以挖到10公斤，再背回到指定的盲流村，那里有人專門替你曬干再賣……

到了7、8月份，我們又到海西去挖貝母，海西其實是指賽里木湖周邊地區。賽里木湖是新疆海撥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山湖泊，它的四周都是高山。我們常到賽里木湖北邊的白石山挖貝母，每天清晨，天剛剛亮，山上到處都是挖貝母的隊伍，像游行似的，如果誰不結伴而行，單獨行動，就有可能被人殺害，搶走貝母，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我每天可以挖到十多公斤，多的時候還可以挖到三十公斤！我們就地鋪開曬干，三到五天下山背到三臺去賣，濕貝母每公斤賣3元5元，干貝母每公斤可賣13元！挖貝母得風餐露宿，十分艱辛，但比起下煤窯來還是好得多。

八月底，貝母挖完了，我們就下山到水定的麥地掏老鼠洞。這時麥子已經收割完了，找到了老鼠洞，用砍土墁刨開，一窩就可以掏到十幾個公斤好麥子呢！

1963年，我繼續挖貝母攢錢。在水定的盲流村也混熟了，回到盲流村就像回到家里似的，這里有吃住的地方，有人幫你曬貝母，大家相處得也十分融洽。盲流村的核心人物是一位三十多歲風姿綽約的婦女，她跟當地的干部關系都很好，她擺酒席的時候，一些干部都來捧場，甚至公安局的某科長也常常光臨……

挖貝母掙到了錢，我就給家里匯去三百元，這在當時相當于中專畢業參加工作一年的工資。

錢匯回家后，過了一段時間，我收到一封從老家寄到盲流村的信，原來是我過去的一個同學寫來的。這位同學在信中說，你給家里匯錢也不寫封信，有人說這是你死了的善后費，你爸信以為真都急病了。叫我盡快回去一趟。我嚇了一跳，趕緊搭車回家，回到家里，果然父親病重不起，見到我回來這才好些。父親一定要我結婚成親，他才心安。于是我被媒人帶著去相親，一天走了好幾家……后來就跟現在的妻子談上了，她原在山里的軍工企業工作，大饑荒的時候她回家了……她看我的手白白嫩嫩的，不像干重活的；我可是如實講沒有工作憑勞動吃飯。她以為我是謙虛，就同意結婚。——后來她來到新疆，才知我說的是實話，也就原諒我了。

我在新疆盲流了好幾年，來到W縣后感到這里民風淳厚，而且地廣人稀，比別的地方都好。1966年春天，正巧這里接收安排盲流，于是我決定在這里安家落戶，把妻子從老家接來了。

5

開煥也對我談起過他的父母：

我的父親年輕時是個串街走巷的貨郎，而我的母親是鄰近桂陽縣一個書香門第的嬌貴小姐……串街走巷的貨郎用盡心計，終于跟書香門第的嬌貴小姐結成眷屬。

我的父親給我取的名字，原先是“宦”字，意思是叫我長大后做官，后來我自己改成“煥”字了！

我和妻子來W縣落戶沒多久，父親就在老家去世了。

我一直在琢磨給父親寫一篇墓志銘，將來刻在父親的墓碑上……

說到這里，黃開煥哽咽了。沉默良久才又接著講：

我的父親一輩子就想蓋一棟像樣的房屋，這是老家的規矩。他奮斗了一生卻沒能如愿，只蓋好了一半，就撒手人寰了！我以后一定要回老家替父親蓋好另一半，還要把新疆砌火墻的技術帶回老家去…… 于是，開煥饒有興致地講起砌火墻和砌房屋的技術來，以及如何規劃，如何設計……

開煥是遠近聞名的孝子。

開煥的老母在湖南老家中風偏癱后要回新疆，他就背著老母上火車、坐汽車回到W縣家里；并一直親自服侍老母，喂飯喂藥，盡心盡力，鄰里無不稱贊。

6

20世紀80年代初，W縣農行梁行長得知開煥是合肥銀行學校的學弟，那時剛剛改革開放，專業人才青黃不接，五六十年代的大、專生還是香餑餑。梁行長請開煥到農行工作，待遇跟大學生相同并有干部指標。——開煥考慮到自己有五個孩子，一大家人生活負擔重，七八十元的工資養活不了一家人，婉拒了梁行長的好意。

開煥一面在生產隊（村）里開拖拉機種地，一面在公社（鎮）兼任電影放映員，還在手工業聯社兼任會計，——總之是拼盡全力掙錢養家糊口。由此也可見他是一個何等聰明能干多才多藝的人！最難得的是，在百忙中他還一直保持著對閱讀和寫作的愛好，寫有小說和詩歌等。

開煥特別注重孩子們的教育，關心他們的學習。他的五個兒子也特別爭氣，個個聰明伶俐，學習優秀。長子景鵬從公社小學到縣中一直是全班第一。開煥得知石河子中學教學質量好，高考成績在全疆名列前茅，就想方設法把景鵬轉到石河子讀高中。景鵬果然不辜負其父的期望，在1987年一舉考入清華大學水利系！

景鵬從清華畢業分配到新疆水利廳工作，他繼承了父親重視教育的傳統，又安排弟弟到烏市讀中學。

黃家幾弟兄先后考上了大學，——成為W縣街談巷議的一段佳話。

后記

在患難中我結識了志趣相投、人品高潔的開煥，是難得的幸事。只是以后由于我們各自為家庭辛苦輾轉等種種原因，未能進一步切磋、交流，又甚為遺憾。

1973年，我母到W縣為我打官司，開煥給我母送去了最珍貴的面粉和清油。

1975年，我平反回W縣，首先到開煥家拜訪。

1987年，景鵬考入清華大學去北京報到時，他們父子倆特地到我家來相會。

1995年，我退休后寫回憶錄，曾跟開煥通話，核實W縣“12.6”慘案的一些細節。

2007年，我打電話給開煥，問他寫回憶錄的事，他說準備寫。又說，在烏市三兒景懷家住的時候，只在報刊上寫了一些雜文。

2009年，我跟開煥通話，他說，他得了骨癌，景鵬（已是廣州的一位企業家）安排他在廣州最好的醫院住院。……現在病重，在醫院連家人都不準見……

2010年初，我和妻子偕兒子尊現兒媳小裴到廣州景鵬家，向開煥遺像行禮默哀。

同日，我們和景鵬母親、景鵬弟兄們合影留念。

2010年3月，開煥的四兒、大學畢業在深圳工作的景唐帶我們一家游覽深圳。

2018年8月，開煥的孫女、景鵬的女兒潤茜考上波士頓大學后到新疆博樂我家會見。同時，我得知開煥二兒景文的兒子運哲也已考入南京工業大學。

注：

（1）“三促”是文革時新疆的一派群眾組織，包括“紅衛兵促進會”、“工促會”、“農促會”。

（2）“三新”是文革時新疆的一派群眾組織，包括“新疆紅二司”、“新工總”、“新農總”。

（3）1996年出版的《中共B州歷史大事記》中有關1967年W縣“12.6慘案”的記述是這樣的：“ 12月6日，W縣兩派群眾組織發生武斗。在派性驅使下，得勝一方6—12日先后關押不同觀點群眾258人，致死11人，重傷72人，輕傷127人，并強加對方有一個‘暗殺隊’罪名，抄家181戶，游街示眾61人，被逼外出62人，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

（4）新疆八一農學院的簡稱。

（5）1996年出版的《中共B州歷史大事記》：1971年4月，自治州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組織州、縣、社、農X師聯合專案組，經過現場調查、取證，基本查清這一重大致死人命案。于7月3日在XXXX召開大會，當場逮捕首犯賀XX，拘留主犯張XX、馬XX、劉XX三人。并及時上報自治區黨委。1973年11月19日，自治州黨委批準案情報告，依法判處賀XX等14名罪犯。